编者按：

作者 Jean Twenge 是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致力于研究代际差异，在本文中描述了美国95后一代人青春期的不同之处。尽管美国与中国几代人的经历大相径庭，但95后都在智能手机与社交网络中成长起来，使得本文在中文世界依然具有可读性与参考价值。文中提到的美国几代人，按照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定义，据出生年份划分如下：

• 1946-1964：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
• 1965-1980：X世代（Generation X)
• 1981-1996：千禧一代（Millennials)
• 1996-现在：后千禧一代（Post Millennials），本文中称为i世代（iGen）

1

去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我给 Athena 打了个电话，她听上去像是刚起床。Athena 今年十三岁，住在德州休斯顿，十一岁就有了自己的 iPhone。我们聊了聊她喜欢的歌和电视节目。我问她和朋友在一起喜欢做什么，她回答：“我们会去逛商场。” “爸妈会开车送你吗？” 我接着问。我想起自己初中的80年代，非常享受和朋友们逛街时父母不在的那几个小时。 “不，我和家人一起去，”她回答，“我们和妈妈还有哥哥弟弟一起，只不过走在他们后面。我只要告诉妈妈我们去哪就行了，然后每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跟她汇报一次。”

他们大概每个月逛一次街，频率不高。Athena 和她的朋友们更多会在手机上交流，这可没有监护人在旁边。不像我们那一代会占着家里的电话聊一晚上的八卦，他们这代人喜欢用 Snapchat 这个手机软件聊天。他们会及时跟进好友的消息记录，因为软件会显示和好友连续发消息的天数。有时候他们也会截屏保存朋友的“黑照”，因为 Athena说，“这可以用来敲诈他们。” （因为她尚未成年，我没有用她的真名。）几乎整个夏天她都待在房间里玩手机。

“我们一代人就是这样。我们没机会知道没有 iPhone 和 iPad 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比起真人，我们还是更喜欢手机。”

从22岁读心理学博士算起，我研究代际差异已经25年了。一般来说，一个群体的普遍特征是逐步出现的，且具有延续性，群体的信仰和行为习惯会不断发展下去。比如，虽然说千禧一代是高度个性化的一代人，但是个人主义从婴儿潮一代就开始了。我习惯了图表里山丘一般平缓起伏的曲线走势，直到开始研究Athena这代人。

我注意到在2012年前后，青少年的行为和情感状态有大幅变动。曲线不再平缓，并且许多千禧一代的特征消失了。在我所有对代际的数据分析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花费数年的全国调研显示，这种趋势并非昙花一现，改变的不仅是程度，更是类型。千禧一代和他们前一代人的差异主要在于世界观，而如今的青少年与千禧一代的差异却不止如此，更包含了休闲娱乐方式。和早生了几年的人相比，他们日常体验已然天差地别。

2012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引发了如此剧烈的变化？2007年到2009年的经济大萧条过后，千禧一代试图在动荡的经济环境中找到自己位置，此时正值美国拥有智能手机的人数超过半数。

2

随着对青少年心态与行为研究的深入、包括与Athena的交流，我就越发感觉这代人由同步崛起的智能手机与社交网络塑造而成。出生于1995年至2012年间，i世代（iGen）从很小就开始接触手机，他们对互联网出现之前的年代完全没有印象。

千禧一代虽同样在网络环境中长大，但网络尚没有日夜充斥他们的生活。当在2007年iPhone首次发行时，i世代中年龄最大的成员刚进入青春期，而iPad在2010年进入人们视野时，他们刚成为高中生。从2017年的调查中发现，5000名美国青少年中，每4个人中便有3个拥有iPhone。

紧随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到来的，是人们对过长“屏幕时间”的担忧。不仅是注意力时间的缩短，从社交互动到精神健康，智能手机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青少年生活，这些影响跨越了家庭环境、经济条件、种族背景和地域。哪里有信号塔，哪里就一定有依赖智能手机生活着的青少年。

对我们这些缅怀尚未被数字化了的青春岁月的人来说，这些变化让人陌生又困惑。然而，代际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向怀旧之情屈服，而是要更好地了解现在的情况。代际变化正面部分，负面部分，更多是两者皆有。相比车和派对，如今的青少年待在卧室更自在，因此有了更好的人身安全。很明显，他们更不容易遭遇车祸，对酒精需求更小，自然也远离了酒精相关的疾病。

在心理层面，他们却比千禧一代更加脆弱：2011年以来，青少年抑郁和自杀率开始飞涨。不夸张地说，几十年间，i世代面临着最为严重的精神危机。这些问题不少出于他们所拥有的手机。

即使像战争、科技飞跃、疯狂音乐节这样的重磅事件可以极大地塑造年轻人群体，也仍没有一个单独的因素能够定义一代人。育儿方式，学校课程和文化的持续变化也与此息息相关。但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同步兴起造成的震动，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从未见过的。有无数的证据表明，我们交到年轻人手里的设备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导致他们极度不开心。

3

20世纪70年代初，摄影师比尔·耶茨（Bill Yates）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甜心滑冰场拍摄了一组照片。照片中，一个上身赤裸的男孩在腰处别了一瓶薄荷烈酒。另一张照片中，一个看起来绝不超过12岁的男孩口中叼了一根烟。

滑冰场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可以远离父母的自己的世界，在这里可以喝酒、抽烟、在车后座亲热。在相片中的黑白对比之下，婴儿潮这代青少年注视耶茨镜头的眼神里，有一股自信，这股自信来自于自主选择，往往尤其是那些父母不认可的选择。

15年后，当我作为X世代进入青春期时，吸烟本身已经丧失了浪漫因素，但独立依旧流行。我和朋友盘算着尽早拿到驾照，刚满16岁的那天就去车辆管理局预约，然后用新获得的自由逃离城郊邻里的束缚。父母问起：“你什么时候回家？”我们答：“我什么时候必须回？”

但是，在现今这些没有父母陪同就不愿意出门的青少年心目中，无比吸引前几代年轻人的独立并没有什么分量。这个转变令人震惊：2015年的高三学生比2009年的初二学生还不情愿外出，而这中间只隔了6年。

如今的青少年也更少外出约会。感情发展的初始阶段，X世代称作“喜欢”，而现在的孩子则称“交谈”。对倾向发短信而非展开真正交谈的这代人来说，这个用词倒像是个讽刺。在两个青少年已经“交谈”了一阵后，他们可能就会开始约会。但在2015年，只有56%的高三学生外出约会；对于婴儿潮一代和X世代来说，这个数字是85%。

约会数量的减少也带来性行为的减少。在初三学生群体中，数量减少得最为明显。自1991年起，性生活活跃的青少年数量减少了40%。青少年平均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时间为高二春季，这比X世代晚了整整一年。青少年性行为减少对近年一些正面的趋势有所贡献：在2016年青少年生育率降到史上最低，比1991年现代社会的顶点低了67%。

从《无因的反叛》到《翘课天才》，美国流行文化将开车刻画为青少年自由的象征，但这对如今青少年也已经丧失了吸引力。婴儿潮那批高中生，几乎所有人都在高三春季之前就拿到了驾照；而现在，高中结束仍未拿到驾照的人超过了四分之一。

对一些人来说，有父母这个好司机在，自己并不需要开车。“我总能有车坐，我爸妈可以开车送我去任何地方，并且毫无怨言。”一个在圣地亚哥、现年21岁的学生告诉我。“直到我妈告诉我她不能一直开车送我去学校时，我才想到要去考驾照。” 终于，在满18岁的6个月之后，她拿到了驾照。在一次次对话中，青少年们把考驾照说成一件被父母念叨的事，这对前人来说几乎难以想象。

独立并不是免费的。你需要有钱去给车加油或买酒。早些年，大量孩子去做兼职，有些是急着获得自由，有些是被父母督促去理解金钱的价值，但是i世代的青少年并没有做那么多工作（或理财）。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做兼职的高三学生占了77%，到了2010年中期却只有55%。初二学生中有偿兼职的人数已经减少了一半。大萧条期间，下降速度加快，但是岗位数量反弹之后，青少年就业数仍未回升。

当然，推迟承担成年人责任不是i世代才有的事。在20世纪90年代，X世代首先开始推迟传统的成年行为，比婴儿潮那一代更晚进入婚姻和职业生涯。

X世代想方设法不让青春期受到以往的限制：更早开始向成人转变，但更晚完成这个过程。从千禧一代到i世代，青春期又一次在收缩，但仅仅是因为它的起点被延迟了，18岁表现得像以前的15岁，而15岁则更像13岁。童年现在已经延伸到了高中。

为何如今青少年要等更久来承担成人的责任和乐趣？经济和养育方式的改变当然起到了一定作用。现代的信息经济使得接受高等教育比尽早参加工作能收获更多好处，因此父母更倾向于鼓励孩子待在家里学习，而非找兼职工作。这种安排倒很合青少年们的心意。不是说他们有多热衷学习，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交生活在手机里，和朋友们相处根本不需要离开家。

如果今天的青少年是一代书呆子，我们是可以通过数据看出来的，但是2010年之后的初二、高一、高三年级的学生比90年代的X世代花更少的时间在作业上（即将步入大学的高三学生在作业上花费的时间和他们的前人一样）。高年级学生花在学生社团和运动等活动上的时间，近年来变动并不多。结合兼职时间的减少来看，这意味着i世代比X世代有更多的休闲时间，而非更少。

所以他们用这些时间都在干什么？他们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着手机，独自一人又常常郁闷。

4

i世代生活中的一个讽刺是，尽管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父母同处一室，但很难说比前人跟父母更亲近。“我看见过我的朋友们和父母在一起的情景：他们根本不交谈，”Athena给我说，“他们打电话时只是说‘行，行，无所谓’。他们根本不关注他们的家人。”Athena和她的同龄人一样，很擅长对父母充耳不闻，这样可以让她把注意力放到手机上。她整个夏天都密切关注着朋友们的生活，不过几乎全是通过短信或Snapchat。“我花在手机上的时间比花在与真人接触的时间要多，”她说道，“床上都有我躺着的印记了。”

在这件事上，她很有代表性。自2000年到2015年，每天都和朋友在一起的青少年数量下降了40%， 近来更甚。纯粹是因为孩子们很少聚在一起消磨时间了。滑冰场、篮球场、镇上的泳池，这些都已被手机软件和网络上的虚拟空间代替。

你可能会觉得花这么多时间在虚拟空间是因为这让青少年们有幸福感，但大部分数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支持的“监控未来”调查，自1975年来每年向高三学生提了超过1000个问题，并从1991年开始包括初二和高一学生。调查中，学生们被问及幸福感与花在各类活动上的课余时间，包括不在电子屏幕前的活动（如真人社交和锻炼），以及近些年来在电子屏幕前的活动（如使用社交媒体、发短信、浏览网页）。结果显而易见：在电子屏幕前花费时间超过均值的青少年更容易幸福感低，而在现实活动中花更多时间的人更容易感到幸福。

无一例外，所有在屏幕上进行的活动都与更少的幸福感紧密相关。在社交媒体上每周花费10小时以上的初二学生，有56%更可能感到不幸福。一周10小时的确已经很多了。但是那些每周花费6到9小时在社交媒体上的人，仍有47%更可能觉得自己不幸福。对真人接触这种形式来说，情况则是恰恰相反。那些跟朋友相处时间高于均值的人，有20%更可能认为自己幸福。

“青少年花越多的时间看着屏幕，就越可能汇报抑郁症状。”

如果要根据这个调查结果给青少年关于幸福的建议，结论很直接：放下手机，关掉电脑，然后做点别的事，任何事，只要跟屏幕没关系就行。当然，这些分析并不能直接证明使用屏幕导致不幸福，也可能是不幸福的青少年花更多时间上网。但最近的研究表明，使用屏幕的确会导致不幸福，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一个研究邀请拥有Facebook主页的大学生两周内完成一系列调查。他们在一天收到五次短信，然后通过链接汇报他们的情绪及投入Facebook的时间。投入时间更多，他们就越感到不幸福，但不幸福本身并没有导致更多Facebook的使用。

尽管像Facebook这样的社交媒体承诺了要将我们和朋友们连接起来，数据描绘出来的i世代青少年却是孤独而错位的。那些用社交媒体多于真人接触的青少年，更可能认同“很多时候我都感到孤独”、“我经常感觉错过了很多事情”和“我经常希望我有更多好朋友”。青少年的孤独感在2013年激增，而且从此之后就没再降下来过。在个人层面上来看，这并不总是意味着用更多时间上网的孩子要更孤独。平均来讲，那些在社交媒体上花费更多时间的孩子，也会用更多时间和他们的朋友面对面交往：社交性强的孩子在两种交互形式中都有更高的社交性，而弱的则相反。但是在整代人的层面上，当孩子用更多时间上网、而更少时间进行真人互动时，孤独感就更加常见了。

抑郁症也是如此。屏幕活动带来的影响确凿无疑：青少年花越多的时间看着屏幕，就越可能会患抑郁症状。社交媒体的重症用户得抑郁症的概率增加了27%，然而那些经常运动、参与宗教活动、甚至做作业时间高于均值的青少年则大大降低了他们的患抑郁症的概率。

每天花至少3个小时在电子设备上的青少年，有35%更可能有自杀相关的风险因子，例如制定自杀计划。一个数据间接但令人震惊地捕捉到了孩子们不断增长的孤立：自2007年起，青少年的他杀率下降了，但是自杀率却上升了。当青少年开始有更少共处的时间，他们也更不可能去杀掉对方，而是把目标变为了自己。2011年，青少年自杀率在24年来第一次超过他杀率。

抑郁症和自杀事件有很多的原因，过多渗透我们生活的科技显然不是唯一元凶。更何况，早在智能手机问世前的20世纪90年代，青少年自杀率甚至更高。然而，目前使用抗抑郁药的人是以前的4倍，这种心理疾病与自杀的关联最为密切。

5

那么，智能手机和这代人经历的心理压力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尽管社交媒体能够将孩子们日夜连接，它同时又激化了青少年对被冷落的担忧。也许如今的青少年参加的聚会少了，面对面相处的时间也少了，但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不知疲倦地做着记录，不管是在Snapchat、Instagram还是Facebook上。那些没被邀请的孩子会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因此，感到被冷落的青少年的数量已经创下历史新高，而且跨越了各个年龄段。就像孤独感，被冷落感觉的上升也十分迅猛。

这个趋势对于女孩们更加明显。相比比2010年，2015年表示经常感到被冷落的女孩多了48%，男孩则是27%。女孩更频繁地使用社交媒体，有更多的机会看到朋友或同学们在一起玩却没有叫自己，进而感到被孤立和孤独。当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动态时，青少年的心理也会有压力，因们会充满焦虑地等待着评论和点赞这些行为的肯定。当Athena把照片发到Instagram的时候，她告诉我，“我总是很紧张别人会怎么想怎么说。有时候我的照片没有得到一定赞数，我就会很烦恼。”

女孩们总是在抑郁症增长中首当其冲。男孩们的抑郁症状从2012年到2015年增加了21%，然而女孩们增加了50%，超过了男孩的两倍。自杀率的增加也在女孩中更明显。尽管从2007年至2015年间，两种性别的自杀率均有增长，12到14岁女孩的自杀率增长了3倍，而男孩增加了2倍。自杀率仍然是男孩更高，一部分原因是他们会使用更致命的方式，但女孩在缩小这个差距。

这个现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女孩们更容易受到网络暴力。男孩们经常采取肢体暴力，但女孩们更容易通过贬低受害者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来实施暴力。社交媒体给中学女生一个可以按她们心意展开敌对策略的平台，将其他女孩孤立并排斥在外。

社交媒体公司当然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并在一些程度上采取了行动阻止网络暴力。但他们的各种动机，至少可以说很复杂。一份最近泄漏的Facebook档案显示公司曾向广告商兜售通过青少年线上行为来推测情绪状态的能力，甚至确认出年轻人“需要被鼓励的时刻”。Facebook承认了这个文档的真实性，但是否认公司提供“根据情绪状态靶向受众的工具”。

6

2014年7月，北德州的一个13岁小女孩被一股糊味惊醒，她的手机因过热而融化成了薄片。然而对我来说，烧焦的手机并不是这个故事里唯一值得惊奇的地方。我当时想，为什么有人睡觉时手机会在身边？你睡着时可没法上网。而且一个不断响着的手机近在耳边，怎么还能有人睡熟？

出于好奇，我问了我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本科生，想知道他们在睡觉时都是怎么处理手机的。他们的回答很一致：几乎所有的人都和手机相伴入睡，把它放到枕头下、毯子上，至少在床上是伸手能够到的距离。他们睡前查看社交媒体，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也是去拿手机（也只能如此：他们都把手机当闹钟）。如果半夜醒来，他们经常会开始看手机。有人谈到在床上看手机时用瘾君子的口吻说：“我知道我不该这样，但我就是控制不住。”还有一些人将手机看作身体的延伸，甚至当作一个恋人：“睡觉时有手机在身边对我是一个安慰。”

这也许是个安慰，但是智能手机正在影响青少年的睡眠：他们许多每天睡觉不超过7小时。睡眠专家说青少年每晚应该有9小时的睡眠，少于7小时对青少年来说就算是严重睡眠不足了。在2015年，睡眠不足的青少年比1991年多了57%。仅在2012到2015四年间，更有22%的青少年睡眠不到7小时。

这个上升趋势的时间点令人起疑，又是在大多数青少年开始用手机之时。两个全国调查显示，每天花3小时以上看电子设备的青少年有28%更可能睡眠不足7小时，而每天都用社交媒体的青少年有19%更可能睡眠不足。一个对儿童使用电子设备情况的调查分析发现了相似的结果：临睡前还用社交媒体的儿童的睡眠时间、睡眠质量都更容易降低，并且在白天犯困的可能性会翻倍。

我观察到自己蹒跚学步的女儿，已经能够自信地滑动iPad了。

电子设备和社交媒体似乎有着强大的能力去干扰睡眠。阅读书籍和杂志超过均值的青少年实际上更不容易睡眠不足：要么是阅读有催眠作用，要么是因为他们能在该睡觉时把书放下。一天看几个小时的电视仅和睡眠减少有微弱关联，但是智能手机的诱惑通常很难抵抗。

睡眠不足会引起很多问题，包括思考与逻辑能力削弱、免疫力降低、体重增加、血压升高。情绪也会受到影响：睡眠不足的人更容易抑郁和焦虑。不过，因果关系很难搞清楚。可能是手机导致睡眠不足，然后引起抑郁；也可能是手机导致抑郁，然后引起睡眠不足。或其它一些因素，同时导致了抑郁和睡眠不足。但是在黑暗中闪烁着蓝光的智能手机，极有可能在此扮演着一个危险的角色。

7

抑郁和智能手机使用之间的关联足够促使父母们告诫孩子放下手机。科幻作家尼克·比尔顿（Nick Bilton）报道说，这正是硅谷高层人士遵守的策略。甚至连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都限制自己的孩子们使用自己发明的设备。

不仅是度过青春期的方式受到影响，孩子们的成人期也可能会受到智能手机的持续影响。在所有得过抑郁症的人中，复发者超过半数。青春期是发展社交技能的重要时期，当青少年与朋友面对面交往的时间少了之后，他们锻炼这项技能的机会也就少了。之后的十年，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成年人深谙各个场合的表情包，却在真实的面部表情上不知所措。

我意识到限制科技对常年在线的这代人来说是多么不切实际的要求。我的三个女儿分别在2006、2009和2012年出生。她们年龄尚小，还未展现出i世代的特征，但我已经亲眼看到新媒体在她们生命里扎下深根。我曾观察过自己尚在蹒跚学步的女儿，已经能自信地滑动iPad了。我曾经历过被6岁的孩子要求拥有自己的手机。我曾听到9岁的孩子讨论横扫四年级的最新手机软件。我父母那一代曾异想天开地想让孩子们关掉MTV、出去呼吸新鲜空气，而现在把手机拿出孩子们手中是件更困难的事。告诫孩子们更加负责地使用手机似乎会更困难，但如果我们能给孩子们灌输节制的重要性，总归有一些好处。每天使用电子设备超过2小时之后，精神健康和睡眠时间就会开始受到的显著影响，而平均每个青少年每天花2.5小时在电子设备上。一些温和的界限设置能够防止孩子们染上坏毛病。

在与青少年的对话中，我能看出一些乐观的迹象，孩子们开始将自己的问题与不离身的手机联系起来。Athena告诉我，当她和朋友们待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并不看她，而是盯着自己的手机。我问：“当你在面对面跟人说话而对方并不看你时，是什么感觉？”她答道：“我觉得很受伤。我知道我父母那一代并不是这样的。我可能在讲一些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而他们并没有在听。”

她告诉我，有一次她和一个朋友在一起玩，而那个朋友在和男朋友发短信。“我当时在给她讲我的家人、讲正在发生的事，她的反应就是‘嗯哼，是啊，差不多’。 所以我抢过她的手机，投到了对面的墙上。”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你是练排球的，” 我说，“你投得不错吧？” “那当然。”她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