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与抗争：延续半个世纪的黄河大迁徙

作者按：

1933年，黄河大水，下游堤防溃决60多处，水灾波及下游5省30余县，灾民270余万。为减少下游洪涝灾害的发生，负责黄河治理工作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反复商讨，建议在地理条件优越的三门峡修建水库。正值建国初期，中国国力较弱，缺乏相关的水利工程建设经验，转而向苏联“求援”。

苏联方并不了解黄河的具体情况，为了加大建设规模，提出“用淹没换取库容”的三门峡水库建设方案。这个移民近87万人，淹没良田325万亩的工程，引发了长达几十年的争议，其间多次改建和调整，险些淤废，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威胁着渭南人民的生存，导致了一个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悲剧。

本文主要由冷梦和谢朝平的报告文学作品整理而成。

1. 响应号召

移民之前，三门峡附近这片黄、渭、洛冲积而成的三角洲沃土万顷，水渠纵横，人们生活富足，了无衣食之忧。

刚接到移民通知时，各乡县宣传人员不是全无顾虑，但在关系到国家大计的事情上，谁也不敢乱说，他们美化了移民后的生活，用“一人迁，万人安”“牺牲个人利益，支援国家建设！”的标语激励着村里的青年报名参与“移民先遣队”。政治激情燃烧的岁月，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移民”是件“苦差事”，符合“先遣队”各类条件的人无不觉得参与先遣队是一件荣耀的事。

1956年秋，经过层层选拔，首批远迁的先遣队出发了，他们并不真正知道将去到什么地方。周围喧闹的人群敲锣打鼓，卡车在路边排成一条长龙，陕西省义和村5208名青壮年披红戴花，扛着铺盖，带着农具，跟着车从陕西来到了宁夏贺兰平吉堡。

刚到平吉堡，先遣队员便傻了眼。平吉堡属于沙漠边缘地带，一眼望去荒滩上满是拳头大的石头，布满了杂草，与他们原先居住的那片沃土相差太远。迫于无奈，有些人在这片荒滩上用草搭上两个屋子，来年春天，在当地人用拖拉机浅浅翻了一遍的土地上播种下四十亩麦子，就此安了家；还有一部分人难以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选择逃回家乡。

据1956年9月“部分移民返朝（指朝邑县）情况”报称：陕西渭南市朝邑县首批迁往宁夏的800人中，三天跑了361人，其中途中拦挡回260人，101人“现无下落”。

逃跑的人分南北两路回来，经过没日没夜的行走，已是面容憔悴，衣衫褴褛，回到家没多久，便不厌其烦地向村民诉说这一路上死里逃生的悲惨经历。由此，再动员就困难了许多，这些声泪俱下的现身说法比任何漂亮的诺言都更具说服力，可移民任务已是板上钉钉，人们哪怕再不情愿也不得不继续西迁。

2. 被迫西迁

由于水土不服，刚迁至宁夏没有多久，移民从陕西省义和村带去的二十头牛便死光了。不仅仅是牛，人也很难适应那里的环境。

此时，中国正受困于全国性的大饥荒，恶劣的环境威胁着人们最基本的生存。不幸的是，移民被分到的大多是荒地、旱地，粮食出产率极低，为了活命，他们只能捡当地人丢弃在地里的叶子煮水充饥。

因为贫困，移民也常常受到当地人的奚落。老移民回忆，在集镇上，他们攥着可怜的钱准备买萝卜，卖主一听对方是陕西口音，便忙用脚踩住布袋口，提高警惕、严加防范，害怕他们来偷来抢。

不堪饥饿、歧视的折磨，各乡县移民自行组织起来，准备乘车从宁夏逃往陕西。大规模的迁移行动惊动了陕西领导工作小组，他们把守住车站、码头，防止移民“逃回”陕西，搞出“返陕通行证”的名头，要求各部门不卖给移民车票。

即使这样也无法动摇移民回陕的决心。1958年冬，一大批人顺着道步行，经内蒙古沙漠迂回至山西太原、大同，过潼关，而后进入陕境。逃离的人有的不幸被逮住，采取“软抵抗”的策略，听凭干部送上火车，可到了半道上又调转方向逃了回来，如此往复。

还有相当一部分的青壮年，凭着一身力气跑到石嘴山煤矿出卖苦力。遇到县移民局和干部到煤矿去找人，矿上说：“是你们的人你们就领回去。”干部守在矿口拦堵，出来一群脸面摸得乌黑的人，根本辨认不清，只得打道回府，这部分移民也差不多成功地“潜伏”下来。

当然，逃回原籍的人中也有成功者，其颠沛流离和生存之苦同样令人难以想象，老移民王景仁便是一个典型。他几经辗转将家人接回陕西，然而此时，这一片曾经生养他们祖祖辈辈的土地已经成为“库区”，不能明目张胆地在原地重新建房，王景仁只好寄生于库边的亲戚家，靠挖菜根为食。

在一次次艰苦的外逃中，移民们逐渐意识到自己被好听的宣传话语所“蒙蔽”，纷纷上诉，要求返回陕西。

3. 返陕失地

1962年夏，两省（陕西、宁夏）工作会议作出决定：愿返陕的移民可全部返陕，由陕西省进行二次安置，所需经费由陕西给予解决。

消息传出，一些移民聚在一起，边喝酒边哭，几年的折腾耗尽了他们的家力财力，有些人已经不可能一起返回家园。他们有的选择定居于当地，有的为公务不得不继续留下，望着乡党上了回乡的列车，百感交集。几十年后，再回头看，那些未回乡的人是相对“幸运”的。

据村民回忆，返陕那天，数万移民背着铺盖卷，排着长队，从河东到河西沿途数十里，银川新城火车站人满为患，搭乘不上的移民情急之下送上一袋子土豆给列车员，希望能早日回到故土。国家既没有征用移民原有的土地，也没有给补偿费，经过几年的折腾，陕西省财力严重不足，在回迁时只给了些许迁移和安家经费。

移民们回到库区，在各家旧宅基上，捡砖头瓦块垒起了勉强能遮风挡雨的庵棚，生活着实困窘。一些回迁和较晚搬迁的移民，则大多被安置在陕西省大荔县外的蒲城、白水、澄城、合阳和富平等县。这里虽然不像光秃秃的戈壁滩，但仍要面对严峻的缺水、水质盐碱重、含氟量高等问题。

此时，三门峡水库的建造却出现了严重的错误。黄河泥沙含量大，水库蓄水不久，库区淤积泥沙达15.3亿吨，93%的泥沙卡在出水口，更要命的是，淤积的严重后果是河水倒流，河床被抬高，渭河入黄河口形成“拦门沙”，严重威胁到西安和关中地区的安全。

1962年到1969年期间 ，水库中途改建，由“蓄水拦沙”改为“防洪排沙”，堤坝高度降低，库区蓄水面积大大缩小 ，共65万亩土地重新裸露。外县的移民得知消息，急切地想要回他们远在库区的家。可这一片土地陆陆续续走入了许多新居民，机关、学校、部队、厂矿企业、社会团体抢先在新出现的土地上办起了大大小小的农场。

面对国有农场、部队农场这些头衔大得吓人的大单位，移民又感到惧怕。他们自行返回库区，采取游击战术与农场抗争，三人一堆，五人一群，在农场的空闲地带搭上个草棚，偷偷抢割农场的庄稼。库区的树林、库边队的亲戚熟人家成了他们开展游击战最好的“庇护所”。农场不堪骚扰之苦，求助于地方，政府派人解劝，移民不听。直到带头的四人被捕，这件事才短暂地平息。

4. 夺回土地

据陕西省1984年一份《关于库区土地的划拨手续问题》描述，农场占地的方式五花八门。陕西省的七十五万亩土地在未进行任何经济补偿的情况下发生了利益转移，几十万农民丧失了他们所有的耕地。

“实质问题不是移民（指1962年后自行返回库区的移民）种了农场的地，而是国有并吞了集体所有制。”这是陕西蒲城农民王福义对发生在中国60年代初叶到70年代末叶关中东部几十万农民丧失百万亩土地这一事件的思考，他后来成为新一波返库的“头头”之一。

1979年，开放的风气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们不再甘心自己的利益长期受到漠视。为了夺回原有的土地，一天晚上，王福义聚集蒲城移民，在家里召开了一次关于“闹返库”的会议。作为主人和主持人，王福义对着黑压压的一屋子人，说：“你们想好，这个事（指闹返库）也可能劳而无功，也可能有人戴绳（指被拘捕），也可能犯错误。愿闹你闹，不闹退出。”八十多个与会者，没有一个人退出。

他写了份诉状，贴上邮票，寄给了政府，事后没有收到一点回音。然后，他们又派代表到省府，只见到省民政厅的一个一般干部，这位干部很惊讶地反问代表：“移民还有个啥事？都几十年了！”代表和干部大吵了一架，回来了。

两次“劳而无功”后，王福义决定串连澄城移民。澄城与他接头的移民代表穷困潦倒得令他吃惊，四十多岁的汉子，身上衣服窟窟窿窿。双方商量好返库时间地点诸般事宜之后，两路人马会合，一起继续串连其他各县。

1981年春，经过周密部署的大规模返库拉开了序幕。数千移民从百里外的安区前往库区，他们成立了“移民返库总指挥部”，红绿纸的横幅、小旗上写着标语“打回老家去！”农场突遭袭击，为捍卫自己的利益，紧急动员，迅速组织起五六十个棒小伙的护场队来对抗。移民且战且逃，被乘胜追击的农场职工用木棒铁棍追赶着跑了。

如此往复，农场职工和移民僵持了三年。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返库行动发生在1984年春，这次返库，从这年秋季直到次年四月中旬。其组织之严密，谋略之高，就连政府官员也不得不叹服。而慑于移民人多势众，农场职工也不敢轻举妄动，甚至不敢越雷池一步进入移民占领区。

5. 物是人非

在一次次斗争和僵持过程中，移民和农场职工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依照农场职工的理解，移民只要求本属于他们的土地，如果农场同意把土地归还给他们，职工无地可种，就可以要求回到城里。在一番合计之后，农场职工与移民由对立转向联合，形势发生了更加复杂的变化。

陕西省深受返库闹事之苦，却根本无力解决，在万般无奈之下终于惊动了中央，事情才有了交代。1986年7月，第一批返库安置的移民回到了库区，共计三万四千余人，与三十年前远迁宁夏的三万一千余移民基本相当。对于此次返库安置，国家除投资一些公共设施以外，规定移民个人返库是“自拆、自建、自迁”。

其中闹返库闹得最厉害的那些县返库的人却是最少的。澄城县历来是移民闹返库的“重灾区”，最终返库移民的只有不到一不半，二十多年来的17次“闹”返库和连续不断的搬迁，让绝大多数移民精疲力竭，不想也无力再折腾。在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归故土之时，他们却失去了重建家园之力，只好选择留在条件恶劣、土地贫瘠的安置区。

命运，更是给回到库区的人们开了个残忍的玩笑。被淹过的土地不再是他们记忆中的那片肥沃的土壤，土地盐碱化问题严重，时不时还会受到洪水的威胁。在洪、旱、涝、碱和泥沙、塌岸的相互作用下，他们日日思念的这片沃土早已变成了贫瘠的河滩。

2003年，洪水再次侵袭原属三门峡库区的渭南华阴市，直至二十一世纪初期，库区的灾后重建工作仍进行缓慢。

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有关资料显示，三门峡电站修复投入使用后，为下游减少洪涝灾害损失共计500亿元，移民没有收到相应的补贴。就连当初给予搬迁的赔偿，也大多被拿来用于发放移民干部的工资，地方损失惨重。

早期中国的移民史像是逃荒的苦难史，在阅读相关历史资料和文学作品时，可以感受到事件背后年代特定年代带来的特定话语，移民的妥协、承受与反抗。个人的命运无故被时代建设的洪流裹挟，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却又痛得真切。

参考资料：

• 《黄河大移民》，冷梦，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
• 《大迁徙》，谢朝平
• 《大放逐：三门峡库区移民50年血泪史》，李思磐，南方都市报
• 《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综合意见》，《中国水利》，1957（7）
• 《悲壮三门峡》，靳怀春，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